《中国教育报》头版连续报道我校曲周实验站发展成就

发布时间:2018/10/25 发布者:刘铮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编者按:10月19-21日,中国教育报社新闻中心主任柯进率采访组到我校曲周实验站采访,在3天的时间内广泛走访实验站师生、曲周当地政府官员、农民等。10月24日起,《中国教育报》在头版连续推出2篇通讯《千年盐碱滩上的“温饱试验”——中国农大一场接力45年的“赶考”记(上)》和《千年盐碱滩上的“小康试验”——中国农大一场接力45年的“赶考”记(下)》,同时配发评论《生产实践是最好的磨刀石》,报道我校曲周实验站45年来在当地改土治碱、造福曲周的成就,本网对相关报道予以转载,以飨师生。

千年盐碱滩上的“温饱实验”

——中国农大一场接力45年的“赶考记”(上)

中国农大2010级博士研究生黄成东(右一)在曲周县后老营科技小院指导瓜农。(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柯进 高靓

在中国农业大学校园内,一块刻着“改土治碱,造福曲周”的石碑,无声地矗立了30年。千里之外的河北省邯郸市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内,静立着一块刻有同样八个大字的石碑。

    稍有不同的是,立碑者一个是曲周群众,一个是曲周县委、县政府,它们浓缩了中国农大与曲周县“牵手”45年的情谊。

    “中国农大是曲周人民的功臣、恩人!如果没有中国农大,曲周可能还是个‘咸碱浮卤,几成废壤’的盐碱滩!”与中国农大并肩奋战了25年的曲周县原政协主席胡耀东深有感触地说。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出曲周县城,驱车半小时就到了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

    一路上,千里沃野,麦苗吐绿。道路两旁,不时可见低矮的葡萄园和挂满红果的苹果园……

    站在那块当年盐碱最严重的台地上,80岁的王庄村老支书王怀义感慨万千:当年,他带着村民和中国农大石元春院士等研究团队一起劳作时的场景,仿佛又在眼前浮现——

    45年前,土地有着2000年盐碱史的曲周,是一个连“饥饿的老鼠路过都会含着泪离开”的地方。

    上世纪70年代,土地盐碱化重灾区的黄淮海平原有2.8亿亩耕地,其中盐碱地占了近五分之一。而邯郸东部的曲周县更是当时出了名的“盐碱窝子”。每年,整个黄淮海平原群众要吃国家返销粮30亿公斤。

    “确保国防安全和粮食安全,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面临的两大战略问题。”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站长江荣风说,“黄淮海平原土地盐碱化所导致的粮荒,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内忧。”

    197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以河北黑龙港地区为试点,围绕地下水开发和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组织科学会战,一定要把盐碱地治理成米粮川。

    任务到了中国农大,学校找到了研究土壤的讲师石元春。

    赶赴曲周考察时,石元春愣住了:6月的田野,本是麦浪滚滚、丰收的景象。可他看到的是,沟渠纵横无序,田块七零八落,庄稼像秃子头上的毛发。

    回到学校,石元春立刻组织队伍:林培、陶益寿和他同为1956届土化系研究生,毛达如师从苏联植物营养专家沙哈诺夫,辛德惠更是留学苏联的“洋博士”……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将才”。

    同年9月初,石元春一行7人进驻曲周县张庄村。由于当年秋涝严重,教师们卷着裤腿,扛着铺盖,拎着生活用品,蹚过齐膝的水,来到千里之外的盐碱滩安营扎寨。

    黄淮海平原科学治碱的序幕,由此拉开。

    45年倏忽而过。想起往事,王怀义擦拭着布满皱纹的眼角,哽咽着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没想到,当年一起奋战的辛德惠院士却走了……”

    在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院子的一角,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辛德惠之墓”静静矗立。

    “老碱窝子”实现了每亩单产732斤

    战斗的青春最美丽。

    离开曲周虽然多年,但87岁的两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石元春每每午夜梦回时分,想念最多的,还是在曲周那段战天斗地的岁月。

    站在张庄村治碱遗址模型前,石元春被当地群众紧紧围绕着。当年一道奋战在盐碱地上的老战友们重逢,指着模型上的一块块台地,有说不完的故事——

    进驻曲周时,面对几十万亩盐碱地,是从白寨下手,还是从张庄开始,治碱小组与曲周县政府出现了分歧。

    “白寨离县城近,生活方便一点,碱轻,容易见效果。”时任副县长的赵迎代表县政府建议。

    赵迎的话里夹杂着担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不清有多少拨工作组来过曲周治碱。然而,20多年过去,盐碱还在。

    “白寨改好了,张庄不还在那里吗?”几番争论后,治碱小组决定,就从“老碱窝子”张庄开始。

    经过大量调研和数据分析,石元春和同伴们发现,黄淮海平原春旱夏涝,只有灌排蓄协调,才能遏制盐渍化。他们根据“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规律,提出“以浅井深沟为主体,农林水井并举”的综合治理方案。

    理论能否站住脚,得靠实践检验。

    于是,治碱小组在张庄村南选定400亩重碱地作为试验区。

    一切准备就绪。可是,张庄的施工大队却迟迟不上阵。

    “重盐碱地还可以淋小盐,万一治不好,连这点卖盐的收入也没了。”“这些年,治碱的来了一拨又一拨,都是‘飞鸽牌’的,你们打算待多久?”村民疑虑重重。

    “治不好碱,我们就不走!”石元春语气坚定。

    第二天,村民们涌入“400亩”,压盐、平整土地、开沟挖渠。没过几天,24块条田上春麦、冬麦、玉米、高粱全部标好。与此同时,4500亩试验区工程同步进行。

    “第一仗是信心之仗,打不好,群众就不信我们了。”治碱小组每个人的心都是沉的。

    1974年春天,如约而至。与过去逢春苗枯不同,经过两次漫灌压盐和科学施肥,“老碱窝子”上的小麦茁实壮硕。

    麦收时节,张庄人忙着抢收。田间地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粮食入仓后,治碱小组盘点战果,张庄一夜成名:1974年,张庄大队粮食总产60万斤,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产近一倍。1970年前,张庄平均每年要吃国家返销粮4万斤;而1974年张庄向国家交粮11万斤。

    看到成果,王怀义坐不住了。每天下工,他就去张庄的教师驻地坐着,一连去了5天。辛德惠最后说:“马上就去你们村。”

    1978年,王庄被列为第二代试验区。随后,曲周北部23万亩“拉腿田”也参与试验。

    据《曲周县志》记载,治理前,全县粮食最高总产3.47万吨,单产363斤,而1987年总产达6.76万吨,每亩单产732斤,分别增长94.5%和101.7%。

    1993年,由中国农大牵头的“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沙薄的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项目”与“两弹一星”一起,同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就在这一年,曲周县委、县政府将一块刻着“改土治碱,造福曲周”的石碑,立在了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的院子中央。

    石碑的背面,是石元春、辛德惠两位院士及众多当年参与治碱会战教师的名字。

    黄淮海平原升起中国农业“两弹一星”

    “为什么是我们?”

    中国农大人常常在思考。

    “1993年是农大最辉煌的时期,奖杯和石碑,代表着科学界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最高认可。”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副站长张宏彦说,曲周实验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一结到底”——学校和地方、理论和实践、农民和教授,紧密结合在生产一线。

    回想当年黄淮海平原治碱这样一个大科学项目,张宏彦一口气用了一连串的“正好”来解释偶然性——“正好”选在最严重的点,措施“正好”有效,点上经验“正好”能放大,“正好”校长打了报告,“正好”农业部长来了,“正好”获得了国务院嘉奖,“正好”在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最严重的时候,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历史有一定的偶然,也有必然。“如果没有把张庄经验推广到整个黄淮海平原,今天的黄淮海平原,可能不会变成我国的大粮仓。”张宏彦说。

    1979年,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决定开展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由曲周实验站牵头负责。至此,石元春才明白,他们正在打一场涉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大会战。

    中国治碱震惊世界。1985年,国际盐渍土改良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与会代表考察完曲周后惊叹不已。时任国际土壤学会副秘书长、著名土壤学家萨博尔奇称:“中国盐渍土改良是世界一流的!”

    十几年的治碱战役,被誉为中国农业的“两弹一星”,扭转了我国南粮北调的历史。

    今天,在曲周,“中国农大”成了科学的代名词。

    40年前,王怀义将中国农大教师请进王庄,最终“使王庄村民的收入领先周围村子10年”。而今,王怀义再次把中国农大请进了王庄。这一次,他希望,中国农大的“科技小院”能让村民走上致富路。

《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23日第1版报道

千年盐碱滩上的“小康试验”

——中国农大一场接力45年的“赶考”记(下)

本报记者 高靓 柯进 董鲁皖龙

斗转星移,时间转眼过去了20多年。河北曲周王庄村亩产达到八九百斤后,无论上多少肥都不再增产。而此时,距王庄村仅几里地的中国农大曲周试验田里的玉米,亩产最高已达1600斤。

    王庄村的老支书王怀义又坐不住了。

    他直接去北京,问他的“老兄弟”、中国农业大学石元春院士。于是,从2006年起,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治碱精神,开始了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的系统研究。

    如果说,45年前的改土治碱,是一场解决中国农村温饱问题的试验,那么,新世纪以来中国农大在曲周所做的,就是探索农业助力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的另一场试验。

    试验田的成果为何走不到田间地头——

    一项把二级教授逼哭的试验

    “为何一墙之隔,实验站和村里的产量差距这么大?试验田里的产量能否变成农田的产量?”早在王怀义找来前,中国农大专家就意识到问题所在并采取了行动。

    “找一块地做示范,用我们的技术成果指导农民,产量自然就上来了。”这是李晓林、张宏彦、王冲3名教师被学院派到曲周实验站开展研究之初的想法。

    在有着多年县校合作基础的曲周,找场地、组织农民都不是难事,种子、肥料、农机也都准备齐全。

    在华北平原,玉米的播种期只有短短几天。让教师们没想到的是,原计划3天的播种,竟干了11天。

    原来,这160多亩地分属70多个农户。播种要先浇水,浇水还得各家排号。更要命的是村民内心充满疑虑。要想让所有人按照统一用种、统一耕作、统一施肥、统一播种的规程操作,教师们必须比农民更早下地。不然,一不留神就会有人偷工减料。

    谁知,每天刚到晌午,地里就没了人影。“跟农民不熟”的农大教授被晾在大太阳底下,躲又没处躲,走又不敢走,只能喝生水、啃烧饼。没出3天,3名教师都病倒了。

    “研究了大半辈子农业,头一回知道,原来种地这么难。”李晓林望着播了不到一半的种子,这位年过半百的二级教授鼻子发酸,“我这是图个啥?”

    打道回府,还是留下接着干?3名教师激烈争论。李晓林的内心也纠结不已。当天回到实验站,走过那块刻着“改土治碱,造福曲周”的石碑,李晓林决定:“不能再住实验站了,必须住到农民中间去。”

    就这样,3名教师在白寨乡一处荒废已久的院子里安营扎寨。白天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走街串巷和农民聊天。慢慢地,有人开始拿着自家的庄稼上门咨询。为了让人好找,他们在院外刷了个“地标”——科技小院。

    一个月后,村民好奇:“你们怎么还没走?”李晓林无意中说出了当年石元春说过的那句话——“我们来了,就没想走。”

    有村干部调侃:“来我们这儿搞试验的不少,种子肥料一放,插块牌子就完事。你们牌子没插,人‘插’这儿了。”

    “当老师的前20多年,我只来过曲周实验站一次,取点土样回去做研究。”李晓林坦言,“那时想的是发论文、获奖,很少考虑自己的研究对农民有啥用。”

    在科技小院这一年,李晓林在曲周待了300多天。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的体验让他意识到,农民面临的问题,远比在实验室里想的更复杂。

    李晓林暗下决心,今后要依托科技小院,探索打通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为农民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费用、零门槛的贴身服务。

    理想中的高产高效能否实现现实中的致富梦——

    一项让农民兄弟点头的试验

    “农民不怕挣得少,就怕赔。”王庄村现任党支部书记、今科富小麦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浩明一语道出了农业科技落地难的症结。中国农大的老师们知道,要让农民兄弟点头,除了要拉近距离,更要让他们见到效益。因此,实现高产高效,成了曲周实验站探索的重点。

    新世纪以来,华北平原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凸显,传统农业难以为继。为此,曲周实验站围绕黄淮海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开展了高产高效农业理论与技术和中低产田改造等研究。

    通过“科技小院”,这些科研成果被转化成实用技术:测土配肥、水氮后移、水肥一体化……再通过大学教授、讲师、研究生“翻译”给村民:

    “大叔,现在还不能浇水,不然影响产量!”

    “婶子,您地里的氮磷钾成分太多了,不能再施肥了!”

    开科技广播、办田间学校、组织中秋晚会、走村串户劝说……“科技小院”成立之初,师生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设法劝住农民少往地里“投入”。“我们年年都这么种,怎么会影响产量?”一些“老把式”不服。

    2009年10月,白寨乡试验迎来“大考”:示范方的玉米平均每亩单产1260斤,最高1600斤,而非示范方平均每亩单产1080斤。

    “科技小院”一战成名,十里八乡纷纷来请。

    “小麦、玉米是我们的长项,葡萄、西瓜、苹果我们没研究过。”面对邀请,李晓林有些犯难。不过,后老营支书田振海的话触动了他:“农大的教授,就是从头学也比我们强!”

    村民一句无心的玩笑话,让李晓林深知,金杯、银杯不如村民的口碑!短短8年,曲周的“科技小院”从一个发展到11个。每个小院都有一名教师和几名常驻研究生,村民任何时间遇到任何问题都能“有问必答”。

    “以前,农业科技都在电视和报纸上,我们想要,也够不着。现在,村里就有教授、博士,地里种什么,心里都踏实!”王浩明说。

    今天,“科技小院”正从曲周走向全国,走出国门。在中国农大的带动下,100多个“科技小院”在全国23个省市落地生根,这种模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环境署认为,解决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世界性难题,并被写入“全球未来粮食环境发展战略报告”。

    未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可能是什么样的——

    一项给乡村带去希望的试验

    45年前的改土治碱,使黄淮海平原变为大粮仓;粮食产量的提高,人口密度加大,又造成了农业对环境和资源的过度消耗……

    这些挑战成了时代交给农业科技工作者们的“考卷”。

    “我们正在做循环经济试验——用牛粪做有机肥,用有机肥种粮食,再用秸秆喂牛、种蘑菇……”王浩明说。

    今年1月,“科技小院”的师生们走村串巷,对曲周县342个村的农民进行了一场大培训,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理念。

    在前衙村“科技小院”,中国农大研究生王晓奕指着小院内试验的水肥一体化系统,自信地说:“我们为前衙村制定了一套绿色发展指标!”

    事实上,“科技小院”在曲周的试验,正是在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探路——

    科研成果与农业生产的“零时差”,将传统农业带入绿色发展时代;

    高校与乡村的“零距离”,将带动乡村走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之路;

    师生做媒的“零门槛”技术服务,为高校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拓宽了道路。

    今天,中国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三年的专业硕士培养期,有两年半的时间在曲周的田间地头:从报到到科研和论文答辩,他们都在曲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对于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他们只需通过一根网线,就能直通中国农大图书馆和导师团队。

    “如果说治碱给曲周留下的是精神,那么科技小院带给曲周的,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曲周县原政协主席胡耀东说。

    今天,在王怀义腾出来的老宅子里,王庄村科技小院“院长”赵向阳自豪地说:“在这里,我们不仅是学生,还是农民、农技员、培训师、乡村挂职干部和活动组织者,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故事。”

    时常来“送温暖”的王怀义,看着那些被晒得黝黑的大学生,常常喃喃自语:“跟石元春、辛德惠他们年轻时一样!反正,谁住进村,谁就会变黑!”

《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24日第1版报道

生产实践是最好的磨刀石

柯进 高靓 董鲁皖龙

从上世纪7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远赴黄淮海平原开展科学治碱大会战,到上世纪90年代治碱成功后推进县域农业综合开发,再到依托实验站探索农业的高产高效,一代代中国农业大学师生深入河北省曲周县的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

    新世纪以来,为了解决农户分散经营、水资源紧缺的黄淮海平原增产增效难题,新一代中国农大人依托设在农户身边的科技小院,在给农户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费用、零门槛技术服务的同时,不断探索中国农业的绿色发展道路。

    一批批大学者、大专家走下讲坛,主动与农民结合,与生产一线结合,与国家和产业的现实需求结合,成为新理论新技术的验证者、推广者和应用者。一批批青年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分布在全国23个省市的120余家科技小院,义务担当农民身边的“住诊医生”,他们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用专业所学,为农民朋友的日常生产实践“坐诊开方”,助推乡村振兴。

    实践是最好的“磨刀石”。45年来,中国农大教师研究团队与综合治理曲周的盐碱地实践紧密结合,使遭受千年盐碱危害的黄淮海平原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南粮北运的历史。45年来,中国农大师生团队与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广大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的同时,也培养出了石元春、毛达如中国农大两位校长以及石元春、辛德惠、张福锁三位院士等成百上千的优秀师生。

    实践是最好的“倍增器”。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动机”,高校发挥学科、专业所长,积极投身生产实践,帮助解决国家、社会、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理论和实际问题,既是社会的现实之需,也是推动高校自身发展和积聚力量最好的“倍增器”。

    中国农大与曲周县45年的校县合作实践表明,一所大学若想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就需要把服务社会纳入学校的顶层设计,把科技成果转化的重心前移到生产实践的第一线,引导师生关注生产一线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将其纳入研究范围,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的深入。试想,如果中国现有的2000多所大学,和中国农大一样,在生产的第一线都设有“科技小院”,解决各行各业遇到的现实问题,或许,中国经济社会将是另一番景象。或许,越来越多的大学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会赢得政府、企业更大的支持,赢得更多的社会尊重。

《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24日第1版报道